​​二战末期被苏联俘虏的日本女兵遭遇了系统性的人道主义灾难，包括极端严寒下的强制劳动、系统性性暴力、高死亡率以及长期心理创伤。​​ 这些女性多来自关东军的医疗、通讯部队或“女子挺身队”，战后约8万人被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幸存者不足三成。

西伯利亚的极寒环境成为第一道“死亡门槛”。女战俘穿着单薄棉衣在零下30-50摄氏度的环境中从事伐木、采矿等高强度劳动，每日仅配给200克黑面包。1945年冬季，超5.5万战俘死于冻伤或营养不良，尸体常被直接焚烧。女性因生理弱势更易患病，坏血病和肺炎致死率高达48%。

性暴力是女战俘的专属噩梦。苏联士兵将她们视为“战利品”，夜间被迫参与“娱乐活动”。极端案例中，一名士兵私藏9名女战俘19年，强迫生育73个孩子。性病感染率极高，许多人因此丧失生育能力或自杀。日本政府1956年与苏联签署秘密协议，承诺“不追究个人遭遇”，导致这段历史被掩盖57年。

战俘营的“劳动改造”实为经济剥削。苏联将女战俘编入缝纫厂、农场等生产单位，每日劳作12小时以上，超额完成指标才能换取额外食物。1947年后部分幸存者被转移至城市做女工，但仍受严密监控。1950年代遣返时，多数人因身心创伤拒绝回国，留在苏联的女战俘常遭本土社会歧视。

这段历史揭示了战争对弱势群体的加害链。日本军国主义将女性推向战场，苏联则以复仇之名践踏人权，而两国政府的选择性沉默更延长了创伤。幸存者的证词至今警示：任何以暴制暴的“惩罚”，最终都由个体承担最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