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为核心，打破了传统精英叙事的框架，将思想史研究拓展至日常生活、边缘群体与跨文明互动，成为重构中国思想脉络的里程碑式著作。​​其创新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经典-精英”模式​​，关注历书、类书等非经典文献中的普遍观念；​​二是提出“知识-思想-信仰”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思想生成的复杂土壤；​​三是引入东亚汉文文献与全球视野​​，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范式。

葛兆光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采用长时段与微观史结合的策略，既梳理秦汉至明清的思想连续性，又通过个案（如唐代佛教转型）展现动态演变。其“加减法”理论尤为关键：传统思想史注重新思想的“加法”，而他强调“减法”——打捞被官方压制的民间信仰、被经典排斥的异端思想，例如通过汉代简牍还原占卜背后的宇宙观。这种对边缘史料的再阐释，使得思想史不再是“点鬼簿和光荣榜”，而是呈现了更真实的历史图景。

在内容上，葛兆光特别关注思想的妥协性与渗透过程。他指出，科举制度如何将精英思想简化为考试文本，最终成为社会共识；也分析宋代理学如何通过宗族制度向民间渗透，形成伦理同一性。这种对思想“制度化”与“世俗化”的考察，揭示了观念如何从少数人的理论转化为大众的日常实践，例如明清类书中的商业知识对儒家伦理的改造。

跨学科视野是葛兆光思想的另一亮点。他结合考古文物（如甲骨文）、图像（如《职贡图》）、民间文献（如唱本）等多类材料，突破传统文本限制。尤其注重东亚汉文文献的互证，如朝鲜燕行录中对中国的观察，挑战了“中原中心论”的成见。这种路径不仅重构了中华文明与周边互动网络，也为理解现代中国的思想混杂性（如中西碰撞）提供了历史依据。

葛兆光的学术历程本身即是中国思想变迁的缩影。从早期禅宗研究到《中国思想史》的范式革新，再到近年“亚洲史”的探索，其问题意识始终回应着时代需求：如何在全球化中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避免封闭自限？答案或许藏在他常说的“多面镜子”中——唯有通过多元视角的对话，才能超越单一叙事，抵达更广阔的思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