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存在行政级别，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等级制度产物，便于与政府对接资源；另一方面，​​ ​​行政权力主导学术资源配置，级别成为利益分配的重要依据​​ ​​，同时缺乏公认的学术评价体系时，行政级别成为替代性衡量标准。​​

中国高校的行政级别体系始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将事业单位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框架。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985高校校长为副部级，这种设计最初是为了便于与地方政府协调资源。例如，副部级高校校长可直接对接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提升决策效率。这种制度延续至今，形成从副部级校长到科级管理人员的完整层级。

行政级别背后附着实质性利益，包括工资待遇、科研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高校的经费、项目审批等核心资源由行政部门掌控，教授若想参与决策或获取资源，往往需兼任行政职务。例如，教研室主任对应副处级，院长对应正处级，这种“双肩挑”模式使得学术与行政权力交织，进一步强化了级别的重要性。

在缺乏透明学术评价体系的环境下，行政级别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显性标准。当学科建设、职称评审等学术活动受行政程序主导时，教师自然倾向于通过晋升行政职务来保障话语权。尤其对于学术水平不足者，行政级别成为弥补学术短板的手段，形成“学而优则仕”的导向。

当前高校改革虽提出“去行政化”，但需同步推进学术自治和资源分配机制改革。若仅取消级别而不改变行政主导资源的现状，可能加剧隐形权力寻租。真正的突破点在于建立以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教师回归教学科研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