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PI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长期保持稳定，成为通胀调控的“优等生”。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CPI食品权重更高（约28%）、住房权重更低（约22%），且通过供给管理有效平抑了能源和食品价格波动；而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得益于粮食自给率高、能源供应自主等优势，2020-2024年间CPI累计涨幅仅2.5%，远低于美国的21.8%和印度的30.7%。核心差异源于经济结构、政策工具和国际环境应对的三重独特性。
中国CPI的稳定性首先体现在权重设计上。食品烟酒类占比28.4%，显著高于美国的13.9%和日本的25.7%，这使得农产品价格波动对CPI影响更大；而居住类权重22%仅包含租金和装修成本，不直接反映房价，与美国33.3%的住房权重（含虚拟租金）形成对比。这种结构差异解释了为何国际能源危机期间，中国CPI受冲击较小——能源类在消费篮子中占比仅13%，而德国高达32.5%。
政策工具箱的精准运用是关键支撑。疫情期间，中国未跟随美欧的货币大放水，M2增速保持在9.5%的温和水平，避免了流动性泛滥推高物价。同时通过“动态清零”保障供应链稳定，2022年国际粮价上涨24%时，国内食品CPI仅涨2.7%，而美欧同期涨幅超10%。这种“保供稳价+克制刺激”的组合拳，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未经历通胀失控的主要经济体。
国际比较还需关注方法论差异。美国CPI采用享乐价格模型调整商品质量变化，日本对生鲜食品每周三次采价，而中国正逐步扩大电商数据采集比例。尽管统计方式不同，但各国CPI均不包含房价，中国24%的居住类权重与欧盟22%、加拿大26%接近，符合国际惯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CPI对服务价格的覆盖仍在提升，目前服务消费占比约40%，低于美国的60%。
未来全球通胀分化可能持续。中国依靠全产业链优势和财政政策空间，有望继续维持CPI在2%-3%的温和区间；而发达国家面临薪资-物价螺旋压力，新兴市场则受美元债务和粮食进口依赖制约。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些结构性差异，比单纯对比CPI绝对值更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