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确实有权影响学生毕业，但这种权力并非绝对，需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校制度。​​关键在于导师的签字权、学术成果把关权以及学校监督机制的平衡——​​若学生满足毕业条件却被无故刁难，可通过申诉等途径**​​，但若学术不达标或未完成培养计划，导师有权拒绝签字。

从研究生培养流程看，导师的签字是论文开题、中期审核、答辩申请等环节的必要条件。国内高校普遍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对学术质量负有第一责任。例如，某高校要求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且查重率低于15%，若未达标，导师可依据规定延迟其毕业。这种权力设计的初衷是保障学术严谨性，但现实中存在个别导师将签字权异化为“控制工具”，如要求学生参与与学业无关的私务，甚至威胁延迟毕业。

学术自治与监督需并行。导师的学术评价权应限于学术范畴，如论文创新性、数据真实性等。但若涉及非学术因素（如拒绝签字是因学生未配合私人事务），则属于权力滥用。目前部分高校已建立教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可提交证据申诉。例如，深圳大学某导师因强制学生送礼并延迟毕业被停职，华中农业大学则因导师胁迫学生造假启动调查，说明制度监督正在完善。

学生应对自身权益保持清醒认知。一方面，需主动沟通学业进度，保存邮件、聊天记录等证据；另一方面，若遭遇不公，可向学院、学校纪委或教育部门投诉。值得注意的是，弹性学制下，合理延长培养时间不等于“卡毕业”——如因实验周期长或论文修改需时，学生应理性看待。

​​核心提示：导师权力边界在于学术标准与程序正义。​​学生既要尊重导师的学术判断，也要善用制度保障权益，而高校需进一步细化监督细则，避免“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