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任期间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竞争为主、对抗为辅”，通过关税、科技封锁、联盟施压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同时保留有限合作空间。其行动聚焦三大领域：经济上大幅提高对华关税（如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至100%）、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科技上严格限制芯片等关键技术出口，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围堵中国；地缘上强化“印太战略”，频繁打“台湾牌”挑战中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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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打压与技术封锁
拜登延续并升级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2024年5月宣布对18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电动汽车关税直接翻四倍至100%。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联合日韩及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切断中国高科技产业链外援。2023年还出台行政令，禁止美资投资中国量子计算、AI等敏感技术领域。 -
地缘围堵与联盟遏制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升级“印太战略”为“遏华双轮”：一方面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另一方面推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AUKUS）。在台海问题上，虽口头承诺“一中政策”，却多次表态“协防台湾”，并通过对台军售、高层互动等实质性行动掏空政策内涵。 -
价值观外交与人权工具化
以“****”“人权问题”为由，拜登签署《维吾尔****预防法》全面限制新疆产品进口，并联合盟友制裁中国官员和企业。2022年北京冬奥会遭美方“外交**”，凸显其将意识形态作为对华施压抓手。 -
有限合作与气候例外
在气候领域，中美2021年达成《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同意建立气候行动工作组。但此类合作被严格限定于“符合美国利益”的议题，且常因政治摩擦受阻。
总结来看，拜登对华策略呈现“精准打击”特征，试图以“小院高墙”策略压制中国关键领域发展。未来中美博弈或将更聚焦科技自主与供应链安全，但全面脱钩仍受制于双方经济深度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