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与江苏的分家源于清朝对江南省的行政拆分，核心动因是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并形成“肥瘠搭配”的经济格局。​​这一过程始于1661年江南省分设左右布政使司，1667年正式定名江苏（取江宁、苏州首字）与安徽（取安庆、徽州首字），至1760年完成行政机构迁移，历时百年。​​关键点包括：纵向划分打破地理单元完整性、安徽布政使司长期驻南京形成“省会不在本省”奇观、洪泽湖治理引发1955年四县互换等。​​

1. ​​江南省的富庶与隐患​​
   明清时期的江南省赋税占全国三分之一，科举进士数量过半，经济文化实力令清廷忌惮。顺治帝曾直言其“幅员过广，人才过盛”，需防范“尾大不掉”。拆分前，江南省设三位巡抚（江宁、安徽、凤阳）分治，但民政与财政仍由单一布政使司掌控，形成治理瓶颈。

2. ​​分省策略的政治智慧​​
   清廷未沿袭元代以长江为界的横向划分，而是纵向分割，使两省各自包含淮北、淮南、江南三大地理单元。江苏以苏南富庶平衡苏北贫瘠，安徽以徽州商贸带动皖北农业，既避免单一省份独占资源，又削弱地方联合抗中央的可能。康熙六年（1667年）的命名标志分省完成，但安徽行政中心仍驻南京近百年，直至1760年迁至安庆。

3. ​​分家后的区划纠葛​​
   民国至建国初期，两省边界多次调整：1949年短暂设立皖北/皖南、苏北/苏南行署；1955年为治理洪泽湖，江苏将萧县、砀山划给安徽，换回盱眙、泗洪，形成今日省界“犬牙交错”格局。南京因历史渊源与地理邻近，至今对皖东地区保持强辐射力，“徽京”戏称由此而来。

​​理解苏皖分家的历史，能透视行政区划如何平衡治理效率与权力制衡。​​两省虽分治三百余年，但文化经济联系从未割裂，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更显协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