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文艺的态度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核心可概括为：文艺是“模仿的模仿”需受理性约束，但灵感驱动的创作能触及真理。他一方面以理想国政治标准驱逐伤风败俗的诗人，另一方面又承认艺术通过“迷狂”状态可升华灵魂，最终服务于培养城邦公民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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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本质：模仿论与真理的隔阂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而文艺仅模仿现实表象，成为“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例如，画家笔下的床模仿木匠的床，而木匠的床又模仿“床的理式”。这种模仿易流于肤浅，甚至歪曲神与英雄的形象，因此他批判荷马史诗等作品亵渎神明、败坏道德。 -
社会功用：政治至上的审查标准
文艺必须服从理想国的统治需求。柏拉图提出三条罪状：滋养感伤癖与诙谐欲念，削弱公民理性；迎合人性低劣部分，如悲剧激发哀怜、喜剧助长轻浮；传播虚假价值观，破坏信仰。他仅保留歌颂神与英雄的颂歌，强调艺术应像“磁石”传递神圣力量，塑造节制、勇敢的品格。 -
创作悖论：灵感迷狂的超越性
尽管否定模仿艺术，柏拉图却赋予灵感诗崇高地位。他认为诗人凭附“诗神”进入迷狂状态，能回忆灵魂曾感知的理式美，创作出直达本真的作品。这种非理性的激情超越技艺模仿，成为沟通人神、净化心灵的桥梁，如《斐德罗篇》所述“灵魂的羽翼因美而振奋”。 -
辩证统一：形式与道德的调和
柏拉图承认艺术需对立因素有机融合，如音乐中高低音和谐、诗歌中情感与节制的平衡。他要求作品长短适中，语言与节奏服务于健康内容，既避免放纵**，又通过审美愉悦引导灵魂向善，最终实现“效用”与“美”的统一。
柏拉图的态度启示我们：文艺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现实，更在于能否以真善美启迪心智。其思想虽含贵族偏见，但对艺术社会责任的思考至今仍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