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中国共拥有约120万军队，虽历经扩军但规模远不及巴尔干国家以民族动员支撑的百万级军队，且受限于经济与工业水平，装备、训练及动员能力差距悬殊。​​

一战爆发前，中国军队规模维持在50万左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实际控制兵力约40万，地方军阀割据导致中央军力分散。1917年护法战争后，军队增至约55万。至1919年巴黎和会前后，为应对内忧外患，部分军阀扩充至80余万，但虚报严重，实际可作战兵力不足60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双方动员兵力总和首次突破百万，却仍以旧式编制为主。到1926年北伐前夕，全国总兵力逼近120万，但装备老旧且缺乏统一训练，火炮、机枪数量仅为巴尔干国家的零头。

​​军力差距源于多重限制：​​其一，​​工业基础薄弱​​，北洋时期中国钢铁产量不足万吨，无法自主生产重炮与装甲车辆，步枪年产量仅6万支，平均每6名士兵共用1支枪，而巴尔干国家能通过欧洲列强投资获取克虏伯等先进火炮。其二，​​动员效率低下​​，民族主义动员机制缺失，北洋军多依赖私人关系维系，军阀为保存实力常避战，如张勋复辟仅消耗300万发子弹却仅伤亡28人，反观巴尔干国家能将10%以上人口送上战场。其三，​​财政约束致命​​，养兵费用高昂，士兵营养不良率达57%，四川等地虽贡献全国40%的壮丁，但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陈仪率70万"叫花子军"赴台时被嘲贫困至极。

​​对比突出鲜明反差：​​一战巴尔干国家以不足中国人口1/3的体量，动员超200万人参战，且单次战役火炮数量是北洋军的4倍，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甚至装备德制最新火炮；反观中国军队，至抗战初期扩军至300万时，仍有半数士兵无枪可用，火炮依赖进口且射程不足。北洋军内战强度极低，如直皖战争仅伤亡400人，而欧洲一战堑壕战单日伤亡即可过万。这种差距源于工业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双重缺失——巴尔干民族主义催生了狂热动员，而中国仍深陷军阀混战泥潭，直到国共合作后，黄埔军校培养的"有志青年"才以生命代价扭转战局，北洋老兵则因"赚钱优先"的投机逻辑屡屡避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