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分道扬镳的核心原因是长期积累的学术署名争议与理念分歧​​。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彻底决裂，经历了三次关键冲突：早期论文署名顺序的争执、诺贝尔奖颁奖礼仪的博弈，以及1962年《纽约客》文章引发的公开矛盾。​​更深层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不同主张​​，李政道力推高能加速器与基础研究，而杨振宁更倾向应用科学。

1. ​​署名争议贯穿合作始终​​
   两人首次矛盾爆发于1951年普林斯顿时期。按国际惯例，论文署名应依姓氏首字母排序（李政道在前），但杨振宁坚持要求调换顺序。尽管李政道曾妥协，后续合作中反复出现的署名问题逐渐瓦解信任。1962年《纽约客》文章《宇称问题侧记》因未明确区分两人贡献细节，成为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2. ​​诺贝尔奖礼仪风波激化矛盾​​
   1957年领奖前夕，杨振宁突然提出调整颁奖顺序与晚宴座位，要求自己名字优先出现。这一举动让李政道感到震惊与不被尊重，尽管最终勉强同意，但裂痕已难以弥合。

3. ​​科学理念与爱国路径的分歧​​
   两人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规划存在根本差异：李政道主导“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推动高能物理实验设施建设；杨振宁则认为中国应优先发展投入产出比更高的应用技术，公开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这种理念冲突使私人恩怨上升至学术路线之争。

4. ​​性格差异与沟通失效​​
   杨振宁曾评价合作是“竞争又和谐”，但李政道更强调独立突破的价值。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关键贡献，双方晚年仍各执一词——杨振宁称病中口述论文初稿，李政道则反驳其妻子杜致礼无法记录专业内容，凸显互信彻底崩塌。

这段长达半世纪的恩怨警示：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合作也需明确规则与相互尊重。如今回望，两位物理学巨匠的贡献早已超越个人纷争，而他们对中国科学的殊途同归之志，仍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