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所以困难，核心在于法律适用标准模糊、司法理念滞后、程序制约复杂以及社会效果压力等多重因素交织。​​实践中，即便符合法定条件，检察官仍面临“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不起诉权的困境，导致大量轻罪案件被“一诉了之”，难以充分发挥审前分流作用。

法律规定的笼统性是不起诉难的首要障碍。刑事诉讼法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等关键要件缺乏细化解释，导致检察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时缺乏明确依据。例如，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可能因理解差异而处理迥异，甚至引发公安机关复议或被害人申诉，加剧司法资源消耗。立法未明确存疑不起诉是否必须以退回补充侦查为前提，部分案件因证据灭失或无证可补，却仍被要求机械履行退查程序，拖延诉讼效率。

传统司法理念与考评机制形成双重束缚。部分办案人员受“重打击、轻保护”观念影响，担心不起诉会被质疑放纵犯罪，尤其面对舆情敏感案件时更倾向于起诉。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的硬性考核（如早期规定不超过1.5%）进一步抑制了裁量空间，加之不起诉需经层层审批、检委会讨论等复杂流程，办案人员为规避风险往往选择起诉。数据显示，近年酌定不起诉率虽升至7.7%，但法院判处轻缓刑的案件中仍有近半数本可通过不起诉实现更好效果。

社会接受度与配套机制不足加剧矛盾。公众对“不诉了之”的公平性质疑，使得检察机关在作出决定时承受舆论压力。现行制度缺乏有效的“不起诉+”衔接措施，如行政处罚、社会服务令等非刑罚替代手段应用比例低，导致被不起诉人脱管后再次犯罪的风险升高。尽管部分地区探索“不起诉+公益服务”模式，但全国性规范缺失，难以系统性化解“惩处与教育”的平衡难题。

破解不起诉难题需从理念更新与制度优化双向发力。检察官应强化“可诉可不诉的不诉”思维，通过公开听证、强化说理提升决定公信力；立法层面需细化裁量标准，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并简化审批流程。只有当法律明确性、司法能动性与社会治理需求协同推进，不起诉制度才能真正成为轻罪治理的“过滤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