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与商法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二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作为私法的基础性法律，为商事活动提供基本原则；商法则针对营利性商事关系制定特殊规则，优先适用于民法。​​这种既统一又分层的结构，既保障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又适应市场经济的灵活需求。

1. ​​法律定位的互补性​​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如合同、物权），而商法专司营利性商事活动（如公司、票据）。商法在民法框架内细化规则，例如公司法对企业法人的特殊规定，票据法对时效的变更，均体现“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

2. ​​立法技术的融合性​​
   我国未制定独立商法典，而是将商事通则融入《民法典》（如营利法人制度），同时以单行法（如《证券法》《海商法》）规范具体领域。这种“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模式，既避免重复立法，又保留商法的技术性特征。

3. ​​价值目标的协同与差异​​
   民法侧重公平与权利保护（如侵权责任），商法则追求效率与交易安全（如流质条款例外）。二者在市场经济中互补：民法确保基础秩序，商法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例如，商事登记制度虽含公法元素，仍以私法自治为核心。

4. ​​发展趋势的动态平衡​​
   现代商法呈现“民法化”形式（如商事合同纳入民法典）与“实质商法化”（如营利性主体规则扩张）的双向演进。我国《民法典》对商事习惯的吸纳（如保理合同），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提示​​：理解民商关系需把握“一般与特殊”“静态与动态”的双重逻辑，实践中需结合具体场景选择适用规则。